加快异地高考改革需要更多成人之美

　　教育部公布的权威数字显示，今年有939万人参加高考，其中有5.6万随迁子女就读地高考的学生。这些考生中的“小群体”因事关异地高考的热点话题引人关注。有媒体特别注意到，作为第一年开放异地高考的深圳，不仅有父亲社保差三个月，女儿无法参加高考的个案，还有母亲深圳生活22年因居住证问题致女儿无法高考的情况，令人惋惜与遗憾。

　　从数据看，今年异地高考的开放脚步放得越来越快。2013年参加异地高考的人数只有1444人，今年这个数字变成了5.6万人，虽然只占考生总数的千分之六，但却是去年的12.6倍，进步显著。

　　之所以说这是个巨大的进步，是因为一个国家进步的指标之一，就是要让每个公民都感受到制度的阳光与温暖，公平与正义。正是在这样的理念指引下，2012年8月底教育部、国家发改委、公安部、人事部制定了《关于做好进城务工人员随迁子女接受义务教育后在当地参加升学考试工作的意见》，为异地高考打开了方便之门。截至今年，全国已有28个省市，开始落地实施异地高考。因此，仅仅一年时间，数字就翻到了12.6倍，巨变的背后实际上是政策从上至下层层推进的结果。套之以“量变质变”的转化理论来说，异地高考数字十数倍的量变，意味着政策价值取向的质变——政策的一小步，却是事关个体家庭生活乃至命运的一大步——惠及民生的政策将令百姓的心与政府贴得更近。

　　但是，从另一组数字来看，目前的进步与民生需求仍有较大差距。据统计，截止到去年年底，全国进城务工人数2.6亿，全国义务阶段的随迁子女的人数1277万人，全国每一随迁子女年龄组的人数则有100万人。今年参加异地高考的考生有5.6万人，理论上也只是解决了二十分之一的民生需求。由此可见，推进改革的空间还很大，各地承受异地考生的压力也不小，只有以更快的速度、更大的力度加快改革开放，才能将负载民生利益的政策落实得更好，让更多的人感受到公平正义的阳光。

　　当然，如同任何改革一样，异地高考改革也不能指望一蹴而就，急功冒进则会因为超出承载能力而凭空增加改革的风险。异地高考改革，也需要各地因地制宜，根据实际容量，选择改革的方式、开放的范围和速度。因此，民众也不能急于求成，对政府的改革报以期望，也要给予缓冲的空间与时间。

　　而异地高考考生的增加，还会给当地的考生及其家长增添焦虑：认为外来考生的加入，增加了高考竞争的难度，侵占了自身的既有利益，有权益受损的被伤害感，由此 产生对异地高考政策的反对意见，形成了改革开放的新阻力。这一方面需要这部分人群有更加宽容、包容的胸襟，另一方面需要解释与疏导，令他们认识到，创造一个公平合理的竞争环境，对子女以及他们的未来，只会弊大于利。何况，从异地高考的实际人数来看，异地高考的人数在高考总人数中的比例，几乎可以忽略不计，影响也微乎其微，何不成人之美？

　　而推动异地高考改革，本身就是在确认外来人员及其子女本应享有的公平权利——他们不仅有当地纳税的义务，也应当享有正当的公民权利——包括子女公平参加高考。对于城市里的老居民来说，新增外来人口属于相对弱势人群，保障保护弱势人群，其实也是检验自身权益可靠与否的一杆标尺，对于政策善意只应赞同而不该反对。

　　也因此，在今年的异地高考执行过程中，因父母社保中断、居住证问题，而导致子女无缘高考的案例，看似程序上并无瑕疵，更是要维护制度的刚性。但从政策的善意出发，并非不可以融通，特事特办，不仅是举手之劳的成人之美，也是促进善政良法尽早到来的题中应有之义。大势所趋，何乐不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