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了编制光环，深圳这家医院给医生开高薪有用吗[深圳就业分配]

　　公立医院试点去编制化后，人才的“水”已经开始流动。

　　三个多月前，已过不惑之年的周珺毅然放弃了贵州一座城市唯一一家血站“二把手”的位置和守了27年的编制，奔赴遥远的深圳。回想起这段经历时，她对《第一财经日报》记者感慨道，人生重新洗牌了，一切从头来过。

　　而深圳的公立医院，也在进行“洗牌”。周珺奔赴的南方医科大学深圳医院正是公立医院改革的试验田，该院由深圳市政府按照三级甲等医院标准投资兴建，并实行“管办分离”的模式，由南医大全面管理。

　　周珺脱离体制、自由选择就业单位的大背景，是医改正向纵深推进。

　　在8月中旬召开的全国卫生与健康大会上，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指出，“医药卫生体制改革已进入深水区，到了啃硬骨头的攻坚期。”在涉及人事制度改革这一块，大会强调，要改变薪酬分配机制、放宽人才流动限制等。

　　随即在8月2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审议通过“健康中国2030”规划纲要。

　　近日，《第一财经日报》记者探访了这座耗资近20亿元、承载了医改梦的医院。院内宽敞明亮，绝大部分医疗设备已经到位，不同年龄阶段的医务人员从五湖四海赶来，其中不少科室的中坚力量更是鼓起勇气，告别了原来体制内的生活。

　　推动医疗人才自由流动

　　在医改上多次先试先行的深圳，去编制化早在几年前就已紧锣密鼓地开始了，当地新建市属医院全面取消编制，并取消公立医院行政级别，按照岗位管理模式采取全员聘用。2015年6月，深圳成为全国第一个出台公立医院综合配套改革方案的试点城市。

　　2015年底，采取内地政校合作共建模式的南医大深圳医院正式开业，并实行去编制化管理。

　　对于周珺来说，以前所在的城市虽然不大，但是生活安逸、朋友众多、受人尊敬。真的要将这一切抛在身后吗?

　　从未想过离开原单位的她在接到深圳抛来的绣球后，踌躇徘徊三个月之久。

　　她最终下定了决心：“我还有十几年退休，我能看见未来那些年的模样，与目前的状态不会有太大的变化，而深圳会给我一个不一样的平台，也许学术上会有一定的突破。”

　　周珺目前在输血科任职。在这里，她和其他科室的学术带头人以后均有机会被南医大聘请为教授，带硕士生和博士生。显然，要想在学术上取得突破，带学生一起做研究远比单打独斗更容易出成果。

　　对于年轻的普外科医生彭月(化名)来说，她之前在深圳一家三甲医院就职，更看重的是这家医院医教研合一的背景。她告诉本报记者：“眼界会更开阔，接触到的大咖也不一样，刚来的时候医院派我到总部进修过，有些教授手术做得真是非常漂亮。”

　　她笑称，如果你在一家小医院，那么跟着一位专家干10年，也赶不上跟着大咖学个三五年。

　　虽然她现在的薪水比以前高不了多少，但和上升空间比起来，她并不太在意。南医大深圳医院实行以岗定薪，薪水包括岗位工资、岗位津贴和绩效薪酬。包括院长和副院长在内的管理岗位，都没有行政级别。医生的收入和职称也不挂钩，而是和岗位、能力挂钩。

　　彭月说：“如果你是作为主治医师来的，即使还未考副高等级的职称，但本事过硬的话，可能就会被放在副高对应的副主任医师的岗位上，拿副主任医师的薪酬，无需排资论辈。”

　　传统医院在人才招聘上有编制数量的限制，在编制用完时，只能招聘编外人员。这导致编外人干的活可能不少于编内人，但工资福利要低一截，同岗不同酬。在这家所有人都没有编制的医院，彭月和她的同事们也无须担心活儿比别人干得多，钱却拿得比别人少。

　　如果说从传统的公立医院跳槽至去编制化的公立医院，只是人才流动的第一步。那么未来，人才流动的方向会是怎样的?

　　香港艾力彼医院管理研究中心主任庄一强对《第一财经日报》记者表示，去编制化之后，良禽会择木而栖，这对医院来说是几家欢乐几家愁。

　　他说：“编制可以吸引到很好的医生，比如说北京的一些公立医院，如果你有编制，那么就不用发愁户口问题;而私立医院就不行。去编制后，医生的流动性就增加了，未来去向私立医院的医生会增多。”

　　人才难招，人力成本偏高

　　不过，对于一家率先去编制化的公立医院来说，有它自己头疼的事。

　　“编制背后无非就是牵涉到医院的利益和医生的待遇。”深圳市卫计委秘书处(医改办)处长李创说，“对于医院而言，主要是政府的财政补助;对于医生而言，主要是三个方面的问题：一是人员的养老保障，二是人员交流任职，三是过去在编人员的房改房补等原有待遇保障等问题。”

　　显然，对很多体制内的人来说，被赋予了太多含义的编制不是那么容易舍弃的。南医大深圳医院骨科中心主任桑宏勋最近在招人时，在这一点上感受颇深。

　　虽然有大学做平台，深圳市政府也给予了优待政策，但仍有一部分人因编制问题不愿“屈就”。“尤其是主治医师，这个群体大多在三四十岁，上有老下有小，如果没有编制，他们会顾虑重重，没有归属感。”他说。

　　他补充说，员工的医疗保障水平也不一样。在一些传统的医院，医保分级别，职称不同，享受的医保级别就不同，教授可以享受一级或二级医保。而他们医院是普通的医保，不分级别，和企业医保一样。

　　庄一强说，如果有些公立医院有编制，有些没编制，那么没编制的医院势必显得弱一些。

　　即便是人才招进来了，麻烦还在后头。

　　南医大深圳医院各个机构均是按照大部制设置的，比如说，他们的行政综合部相当于党办、院办、纪检等部门综合体。这带来一个好处，管理岗位以及职能科室的人数减少，不到全员人数的10%。这个比例是传统医院的一半。

　　节约的理念随处可见。记者在探访时，中午时分，门诊部大楼二楼输液处，最后一位输液的患者离开后，分诊台的护士随即按下开关，关掉灯。

　　“但是，我们要给员工买五险两金，与传统公立医院相比增加了职业年金，”该院院长廖四照对记者说：“传统的编内人员还有每月数千元的住房补贴，我们没有，就得把住房公积金提高。”

　　这样无疑提高了运营成本。廖四照希望，政府可以根据传统医院的在编人数，测算出他们和传统医院在人力成本上的差额，然后把这笔钱补给他们。

　　医院仍有创收压力

　　在廖四照看来，去编制化的最核心问题是养老模式的并轨。如果能解决这点，他相信医务人员就可以无所羁绊，自由流动。“以前有编制，住房、养老和子女上学都是依靠单位。现在房子改革了，孩子上学也不是问题，就剩下养老了。”

　　周珺来深圳已经有四个多月了，她已经慢慢喜欢上这座海滨城市的蓝天白云和湿润的气候。不过，一个实际的问题是，她的养老保险虽然已经交上，但是如何和原来交了近30年的养老保险对接，因为政策不明朗，她有点忐忑。

　　廖四照认为，要打消去编制化的顾虑很简单，就是由政府承诺未来养老模式并轨时，要保证他们这些人的退休待遇与编制内退休者一样，退休后由政府补齐。

　　目前，该院的日均门诊量已经达到800人次，高峰时能突破1000人次。这对于一家新开业的医院来说，并非易事，但是与大型三甲医院动辄上万人次的日均门诊量来说，还有不小差距。

　　深圳市政府给予该院3年的运营补助，开业后第一年是70%，第二年是50%，第三年是30%，三年后自负盈亏。那么三年后，这座按照三甲医院打造的试点医院能达到预期的门诊量么?如果不能，又该如何在面临创收压力的同时保证医疗服务的公益性?

　　廖四照对《第一财经日报》记者说：“创收压力肯定是有的，我们人力成本相对较高，而这个成本的转嫁对象不是，而是我们自身管理。接下来我们会开始绩效考核机制，医务人员的薪酬要和服务的质量、成本的控制等挂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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