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圳高等教育资源匮乏 异地合作办学遭质疑远离初衷[深圳校院]

　　日前,北京大学校长王恩哥在北大深圳研究生院(以下简称“北大深研院”)调研时表示,下一阶段学校将会专门研究深圳研究生院的发展定位问题,进一步理顺关系,加快推进深圳研究生院国际化校区建设再上新台阶。此前,海闻卸任北大深研院院长,在离职演讲中直言北大深研院存在经费不足、生源不足、定位不明确等问题,异地合作办学模式再次引起社会的反思。

　　作为高等教育资源匮乏的城市,深圳通过异地合作办学的模式,引入了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哈尔滨工业大学三所高校的研究生院,未来仍将通过国内国际合作形式打造10所特色学院。

　　然而,在目前的体制束缚下,异地合作办学的可持续发展模式仍然有待探索。如何在立足本土办好高校的同时,对异地合作办学进行科学而优化的规划,寻求双方共赢的模式,是摆在深圳面前的重要问题。

　　声音

　　北大深研院前院长海闻:

　　北大深研院作为独立法人,在深圳的发展应该由学校决策,但深研院的学科发展、招生名额、学位审核又必须通过本部院系和各个部门,深研院与本部潜在的竞争关系,使得深研院的发展难以得到本部院系的支持。

　　深圳大学副校长李凤亮:

　　在深圳进行异地办学的学校,一般只是设立研究生院,将深圳校区定位为前沿基地,作为拓展学科空间和产学研转化的平台,不可能投入很大的人力物力。但大学是一个系统,不投入的话,发展就面临尴尬。异地办学目前仍面临着发展规模、发展体量和发展后劲的问题。

　　21世纪教育研究院副院长熊丙奇:

　　对于地方政府来说,对异地办学都抱着非常功利的想法,更在乎本地区是否能够建立更多高层次的学校,更在乎学历和文凭,回馈和服务当地经济而不是如何尊重办学、独立办学,让高校引领当地的文化发展,提供更多的教育选择。

　　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研究员储朝晖:

　　异地合作办学是规模不经济的做法,即高校的规模扩张了,却要耗费更大的成本,但不会有活跃的、自主的发展。分校区只是总部的一根手指头,不能形成主神经。
　 现状 异地办学受制于校总部定位

　　2001年,北京大学深圳研究生院、清华大学深圳研究生院正式被教育部批准成立。2002年,哈尔滨工业大学深圳研究生院由教育部和原国防科工委批准成立。作为深圳大学城引入的三所名牌高校研究生院,都期望依托本校的学科师资优势,与深圳毗邻港澳的地理优势相结合,发展前沿的交叉学科,培养高层次国际化人才。

　　这三块“试验田”在运行10多年后,却因为北京大学深圳研究生院前院长海闻的卸任,引起了人们对异地合作办学模式的反思。

　　海闻在卸任演说中表示,北大深研院的办学经费由北大和深圳各出一半,实行差额拨款,这种固定拨款数额不足。他亲自抓培训和通过各种渠道(包括深圳市政府)筹资,才保证了这些年预算基本平衡,但这种状况是不可持续的。

　　北大深研院作为独立法人,在深圳的发展应该由学校决策,但海闻表示,深研院的学科发展、招生名额、学位审核又必须通过本部院系和各个部门,深研院与本部潜在的竞争关系,使得深研院的发展难以得到本部院系的支持。他甚至直言:“深研院发展一个学科,就很容易得罪本部一个院系。”

　　此外,北大深研院只有研究生,学生的规模不够,结构单一,校园文化不够活跃,也制约了学校的发展。

　　对于北大深研院发展中遭遇的问题,海闻总结道:“财务问题、规模问题、体制问题等,归根结底还是学校主要领导对北大深研院的定位和发展目标问题。”他继而表示,“当初学校派我来,明确希望我按加州大学的模式,将深圳办成一个校区。而后的领导有了不同的想法,但对深研院发展中面临的问题也没有明确的解决方案。”

　　“从某种意义上说,异地合作办学的成效,和高校总部对分校区的定位和思路有关。”据深圳大学副校长李凤亮分析,深圳和外地高校合作创建的研究生院,依然是附属于原来的学校,在人事更新、财务管理、学科设置方面的独立性会受到制约。

　　李凤亮表示,在深圳进行异地办学的学校,一般只是设立研究生院,将深圳校区定位为前沿基地,作为拓展学科空间和产学研转化的平台,不可能投入很大的人力物力。“但大学是一个系统,不投入的话,发展就面临尴尬。”在他看来,异地办学目前仍面临着发展规模、发展体量和发展后劲的问题。

　　作为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和中国人民大学援建的学校,深圳大学校长2012年9月曾带队访问过这三所学校。据李凤亮透露,这些学校都表示过异地办学的困难,“但总会找到一个适当的途径来解决”。

　　析因 被异化的异地办学模式

　　“异地办学本身是一种不错的模式,但国内异地办学的模式被异化了,导致后来出现了一系列问题。”21世纪教育研究院副院长熊丙奇告诉记者,我国最初在发展高等教育时,就在推进异地办学,比如1984年和1985年,山东大学和哈尔滨工业大学分别建立威海校区。

　　事实上,异地办学的初衷是利用原有学校的成熟办学经验和师资力量,推动分校区的快速发展。熊丙奇表示,国外异地办学效果非常好,这些学校采取的是完全尊重教学规律的董事会治理机制和理事会治理机制,校内实行学术自治、教授治校,自主办学、自主授予学位。

　　但在国内,异地办学往往实行的仍是垂直管理,远离总部的分校区容易疏于管理。“即便不是多校区办学,在一个城市有两个校区也会出现这个问题。”

　　北大深研院大三学生小林对此颇为认同,北大本部院系齐全,知名的教授很多,而且各种讲座、社团活动都非常丰富,但深研院环境则相对单一。此外,他所在的院系,考研时虽然是全国统一招生,但成绩靠前的会留在本部,排名靠后的则会被分到深研院,“有比较的话就会有落差,大部分人还是觉得本部好,毕竟都有100多年的历史了”。

　　对此,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研究员储朝晖直言,异地合作办学是“规模不经济”的做法,即高校的规模扩张了,却要耗费更大的成本,但不会有活跃的、自主的发展。“分校区只是总部的一根手指头,不能形成主神经”。

　　除了管理机制上的问题,熊丙奇认为,不管是地方政府还是老百姓,对异地办学都抱着非常功利的想法,更在乎本地区是否能够建立更多高层次的学校,更在乎学历和文凭,而不是如何尊重办学、独立办学,让高校引领当地的文化发展,提供更多的教育选择。

　　“这些问题的存在,都让教育部觉得异地办学不太好管理且存在很多质量问题,导致文凭贬值,高校有借用经费贩卖文凭的嫌疑,社会舆论对此也有意见。”熊丙奇表示,再加上当地政府部门原本就希望学校在当地招生,回馈和服务当地经济,“把上大学和当地经济搞得特别紧密,这样太过急功近利,就容易导致一拍两散。”

　　对于异地办学目前存在的种种问题,不少专家学者都把根源归结于现行大学管理体制的问题,直接表现就是学校没有自主办学自授学位的发展空间,同时也没有理事会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的办学机制,没有实行学术自治和教授治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