口述︱中科院研究员张良生：1978年第一届研究生考试[研究生招考]

　　【编者按】60年前的高考有哪些科目？40年前的研究生考试是如何进行的？澎湃新闻采访了中科院高能物理研究所研究员张良生先生，请他讲述他人生中的两次“大考”以及高能物理研究的经历与轶事。

　　张良生，1939年6月生，江苏无锡人。曾参加1957年高考，进入南开大学核物理专业学习；1978年，考上恢复高考后的第一届研究生，进入中国科学院高能物理研究所，师从中国高能实验物理的开创人张文裕教授。张良生先生毕生致力于中国的高能物理实验研究。

　　
张良生在接受采访

　　一心向学

　　我们家在解放前是很穷的，父亲13岁当学徒，在杂货店当过伙计；大哥也是13岁左右（当学徒）；二哥稍微大一点，16岁当的学徒。解放以后，我父亲花了一些本钱干了一个小摊子，卖一些酱油啊、盐啊什么的，他想发家致富。

　　父亲要我小学毕业以后继承他的事业，经营小摊子，他教我怎么进货、怎么记账、怎么打算盘。我说我不干这个，还要上学去，最后我和父亲达成协议，他说你要是考上无锡市第一中学，就让你上学去，要是考不上就跟我干。一中是公立学校，质量很好，考上一中就不用花什么钱了，有国家助学金。结果我考上了，我父亲说，那你就上学去吧。这时候是刚解放，免学费，而且我上学以后又申请了助学金，一直上到高中。

　　我中学学习很努力，平时比较爱钻研，在小学时就看我哥的中学物理书，很感兴趣。有一次同学拉着碾子修操场，碾子陷在坑里，拉不动了，问我怎么办，我说你把它倒过来，往后拉，再往前猛地一拉就冲过去了，他们按照我的办法果然行了。

　　我1957年参加的高考，那是"文化大革命"之前最难考的一届，卡得非常紧，而且还是考前报志愿。我怕考不取清华北大，就保守一点，报了个南开，我高中的时候选的就是理科，高考时考了语文、数学、外语、政治、物理、化学、生物七门，我物理考了96分，如果报北大也可以考上。

　　
1957年，张良生高中毕业时照

　　我在南开大学物理二系原子核物理专业学了五年，那时候大学都是五年。1962年毕业，然后就留校了，辅导核物理基础课，后来到兰州大学，从助教升为讲师。

　　想去兰州干一番事业

　　1964年10月16日，我们国家爆炸了第一颗原子弹，那时候高教部曾设想在北方集中两个点搞核物理和放射化学专业，一个是北大物理系，另一个就是兰州大学现代物理系，因为兰州就在西北，靠近核试验场。高教部打算把南开大学、山东大学在核物理、放射化学方面的一些专业，集中搬到兰州大学现代物理系。

　　南开积极行动了，1965年夏天就把核物理专业和放射化学专业的教师、学生、设备整个搬到兰州去了，为了搬这些设备，铁道部还专门准备了一趟专列，整个火车装的都是仪器、设备。

　　南开去的两个班的学生加上教师大概有100人，搬的时候让大家先回一趟家，然后再前往兰州集中，所以大家到兰州有早有晚。我8月23号到的兰州，是第一个到兰州的，当时抱着一种心态，希望看看兰州怎么样，希望能到兰州干一番事业。

　　当时全国备战，兰州大学有专业知识、技术条件，兰州军区希望能够搞一些有关探测核辐射的设备来装备解放军，两方一拍即合，我们帮他们做了一个叫“伽马射线自动报警仪”的装置，核爆炸之后伽马射线到了一定程度仪器就会呼呼响，做完这个反应还不错，后来又进一步搞了一个“伽马射线自动记录仪”，这个仪器更高级一点，它会自己记录核爆炸后伽马射线的强度，而且范围很广，它有四个档，会自动换挡，作为首长屋子里面日常的一个监控，看辐射有没有超标。后来这两样装置在1978年的全国科学大会上得了四项奖，一个是科学大会奖，然后是防化兵部奖，甘肃省科技进步奖，还有一个是兰州军区的奖项。

　　另外就是参加核试验，这个我就不多说了，还要保密。当时我也去试验场了，学校派了两个人，一个是我，搞核物理的，另一个是搞放射化学，都是南开大学的。不过我们没有像其他人那样戴防辐射面具、穿长筒鞋、铅衣，弄完了下来半桶汗水，没有那么厉害，我们只是在屋子里面测试伽马射线，离核爆中心区还有一定距离，也不像他们一线那么艰苦。

　　我还到工厂、农村一边参加劳动一边上课，当时选了三个老师，我就是其中之一，带一个班的学生到西安262厂“开门办学”，我就在里面给他们讲技术课。回来之后厂里又派人到兰州，邀请我到他们厂里去给721大学的学生讲课，721大学当时很普遍，相当于企业大学，因为企业要有自己的技术人才，为了培养人才就从工厂里面选一部分工人，不脱产学习，从外面聘请老师，响应毛主席“721指示”，学工、学农、学军。

　　工农兵学员的水平参差不齐，有的听不懂，有的吃不饱，所以授课的时候要顾及大家，毕业的时候要相对宽松一点。教学员的同时也在督促着老师学习，所以我一直没有放下自己的专业，而且到了“文化大革命”后期，校园里的风气也开始变得爱读书了，还有一些老知识分子家庭，虽然国家不重视，但是让孩子学习的愿望和实际行动还是有的，有一种人不管在什么社会环境下始终有追求知识的渴望。

　　我也保持着一种希望，我想总有一天国家会正常的，不可能永远这么下去，十年没有招生，那以后国家怎么办？大家都是文盲怎么能行呢？我想总有一天会恢复高考正常招生的。

　　“文革”后的第一届研究生考试

　　1978年年初，知道要招考研究生的时候，我正在参加我们国家的一次核试验。那次参加核试验的人比较多，大家互相交流，我听说了招研究生的消息，但是了解得不详细。因为1977年国家已经恢复了本科的高考，所以得到恢复研究生招考的消息一点都不觉得奇怪，是一件在意料之中的事情。

　　兰州的招生办设在城区的一个学校里，我了解到确实要招收研究生了，而且年龄范围扩大到四十岁，像我这个年龄也在里面了，心里很高兴，觉得等了这么多年，终于有机会了。招考办法大体上也差不多，就是报名、笔试、复试这么个过程。

　　我回来准备好一寸照片，就去报名了。报名时要把照片给招生办，完了以后张榜公布，我去看了，有我的名字，这样就算正式报名成功了。报上名以后，就得到一个准考证，准考证我现在还保存着呢。

　　
准考证

　　考试前基本上没有复习的时间，一面要工作，一面还有两个孩子要照顾，就是凭着在大学时候的物理功底，再加上自己感兴趣去考试的。“文化大革命”后的第一届研究生考试，国家也没有准备好，只不过想把这个考试开了，所以既没有考试大纲，也没有考试资料，都非常匆忙。

　　正式考试也是在报名的那个学校，好像整个兰州就那一个考点，一个考场里也就二三十人，我算是里面年龄大的，我记得我的位置在紧靠北面墙，倒数第二排。考试是一个人一个桌，离得比较开，防止互相看。监考老师有两三个，准考证放在桌子上，监考人员要对照片，免得有人顶替考试。

　　在考试中间，大家总体来讲还是比较守规矩的，也都比较珍惜这个机会。“文革”期间有一部分人把学习的东西基本上都丢光了，都干别的去了，你就是叫他来考他也没有心思考了，不过还有一小部分人，这么多年来没有丢下学习，希望将来有一天能恢复考试，我们参加考试的这批人基本上属于这一类，就是平时学习比较努力，有一些根基，有这样一次机会都觉得不容易，所以考试也没有搞什么作弊之类的，当时风气比较好。

　　考试时也没太紧张，觉得考成什么样就算什么样吧，要保持心情放松。当时一共考了三门，是一天之内考完的，一门政治，一门外语，一门专业课，我的专业课考的就是高能物理，得了95分。

　　考物理的时候有一道题我感到非常别扭，我还记得大概内容，说有一个球，球的表面有粒子发射出来，同时球下落，问球在真空里面下落需要多长时间。我觉得这个题的条件给得稀里糊涂的，粒子如果都往一个方向喷，就跟喷气式飞机或者火箭一样，和往四面八方喷是不一样的，如果往四面八方喷还要知道出来的粒子多大、多少，速度多大，结果都是不一样的，这些条件都没给，我当时就把它简化一下写了。考完以后我总想着这个题有问题，就给高能所写了一封信，把我的计算和一些想法在信里面写了。到我后来去高能所复试的时候听说这道题取消了，他们可能看到我的信以后觉得有道理，这道题干脆不算了，我就打听自己错在哪里，他们帮我查了一下说，我没有特别大的错，就是这扣掉一分那扣掉一分，反正都有些疏漏，有些地方答得不完全，不是大问题，最后就算了95分。

　　政治考的主要是时事，比如四人帮破坏搞得国民经济到了崩溃的边缘这些，主要是靠平时看报纸、听广播的积累，当时大家都很留意一些政治动向，大概的国家大事也都知道。

　　英语考的题里有类似莎士比亚翻译什么的，也没有教材，就是平时总在读一些英文资料，学校开英语课就去旁听，看的物理专业刊物也有一些英文的，所以一直没有荒废。而且凭良心讲第一届考得也不难。

　　考完笔试以后，我自己也没把握，不知道能不能考上，当时高能所就招20个人，但是有几百人报名，后来通知我到北京参加复试，这时候我心里面就有点把握了。当时正好妻子蒸了馒头，我抓了两个馒头拿纸一包就走了，因为那两个馒头还是热的，捂坏了，吃了之后还拉了肚子。

　　面试的时候就问我为什么考研究生，为什么考高能所，之前搞过哪些工作等。我选择了中科院高能物理专业，一个是因为在南开留校后，我曾经被选派到高能所进修过一段时间，从那之后就希望将来能到高能所。另一个原因是，“文革”结束以后邓小平下决心要把高能物理抓上去，从全国找了100个以上学高能物理的，集中招到北京，这是历史上没有过的事情，因为进北京是非常困难的，但是后来就不能直接调到北京来了，所以我就要靠考试进中科院高能所。我就是喜欢物理，想一辈子从事物理研究。

　　后来有人问我你愿不愿意当张文裕所长的研究生，我说我当然愿意了。张文裕是高能物理研究所第一任所长，在μ介原子物理方面做过世界上的开创性工作，在李政道、杨振宁得诺贝尔奖的时候，国家派他去瑞典做他们二人的争取工作，杨振宁也曾公开表示过张文裕是他的导师。

　　面试后不久就接到一封信，信上说你已经正式录取为张文裕教授的研究生了，我接到信以后很激动，以前都是在广播里画报上听到看到的，现在一下子关系这么近，我就到我们系的资料室去找到有关的图片，人民画报上有张文裕先生的照片，我端详了半天，浮想联翩，当时很高兴。

　　
1981年夏，张良生与导师张文裕教授（右）在高能所主楼前合影

　　当年兰州大学以讲师的身份参加考试最后分别录取到各报考单位的有五个人，在9月29号兰州大学开了个校委会，相当于最高级别的会议，会上讨论五人考取研究生，兰州大学作为校方放不放人，最后考虑这是国家的大政策，同意放人，带薪学习。

　　我1962年参加工作，到1978年，已经等了16年，考试时已经39岁了，这是非常难得的一次机会，让我抓住了，到第二年年龄就卡死了。

　　跟张文裕先生读研究生

　　到了北京以后，先学基础课，我年龄大，脑子不行了，学起来很吃力，别的同学在外面打球活动，我就在屋子里面学习，人家打完球回来看我还在那学习，always sitting，always studying。

　　基础课学完以后就做毕业论文了，我们国家那时候还没有高能加速器，要做高能物理实验没条件，张文裕先生就建议我做高能探测器方面的工作——多丝探测器，就是探测肉眼看不到的微观粒子的径迹。

　　张文裕教授特别强调要做实验，要动手，他说“实验是理论的基础，知识的源泉”，他自己在人民日报发表文章强调实验的重要性，不要整天坐在那里想入非非，不做实际的事情，他特别强调这一点。我根据张文裕的教导，从基础的事情做起，包括怎么打孔，怎么拉丝，怎么上胶，怎么封装，怎么通气，怎么测量，怎么记录数据，一直到最后分析，写论文，这些都是我自己做的，实验结果发表在《高能物理核物理》上。

　　在这个基础上，我还定量地解释了国际上一个新的实验结果，就是后来获得1992年诺贝尔物理奖的夏帕克教授指导的实验组，用充氩气的“多步雪崩室”，让高强度的带电粒子束穿过它，使它在高计数率下运行，由此获得“多步雪崩室”在高计数率运行时的击穿数据。对此结果他们自己没有作定量的解释，只是作了定性的说明。而我有不同的看法，我就建立了一个方程式作定量计算，计算结果证实了我的设想：在多步雪崩室阳极丝附近积累的物质，其衰变寿命与氩的亚稳态的寿命一致，由此说明氩的亚稳态起了决定性作用。我的解释在国内外发表后，日本九州大学的一个实验组，做了专们的实验来作检验，看是我的解释合理还是美国M.Atac教授的解释合理，实验结果支持了我的解释，并将其为“张模型”。

　　
1992年，在瑞士的欧洲核子研究中心，张良生（左）向1992年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夏帕克（右）表示祝贺

　　论文答辩后大家认为我的水平比硕士要高，国际上的一个实验结果人家没解释对，我把它定量地解释了，但是直接给我博士又不太合适，因为我们高能所培养的是实验高能物理，我搞的是探测器，探测器说起来也是高能物理的范畴，但是仔细说一说还是有些区别。所里希望我继续攻读博士学位，但是我和爱人两地分居，当时我还带着一个孩子，这样的情况让我再待几年，实在不行，我就跟单位说家里分居有困难。于是1981年毕业，按硕士毕业分配工作。

　　一生致力于高能物理的研究

　　我国高能加速器的方案或设想已经有过好多次，有个说法叫“八上七下”，其中有一次是"文革"中周总理主持的，方案提出了，钱都有了，准备搞了，结果"四人帮"一捣乱，没搞成，总共下马七次、上马八次，所以叫“八上七下”。

　　1978年时邓小平下决心要搞，提了一个方案是环形加速器，搞出一点名堂了，在十三陵把地形也进行了勘探，弄完以后还是下马了，这次下马的原因是步子迈得太大了，国家经济支撑不了。

　　后来李政道教授提出搞正负电子对撞机，把正电子、负电子分别加速，聚焦在一个点上对撞，对撞当然比打一个静止的靶厉害，电子本身质量比较小，比较容易做到，大家都同意用电子对撞的方式。最后这个项目搞成了，国家评了一个特等奖，在中南海怀仁堂举行了颁奖典礼，我在里面也算是得奖的一份子，奖状上还有当时总理李鹏的签字。

　　
张良生的获奖证书

　　1984年丁肇中教授来中国招学生去西德“马克-杰组”搞高能物理实验，在高能所找了十个人，让他们复习之后来考试，两个人没参加考试，剩下八个人只有一个人考上；后来又招了一批，这次就把我招进去了，也是我一个人考上；后来又考了两次，又有两个人考上了。丁肇中把我们几个考上的拉到北京饭店面试，面试主要是高能实验物理方面。他问我“质子衰变”方面的问题，我回答，根据“大统一”理论，“重子数”和“轻子数”都不再是守恒量，所以质子是可以衰变的。只回答了这一句，他就觉得满意了。他要求头脑要清晰，不要啰里啰嗦，越说越糊涂就说明你不懂，简洁地把最关键的点出来，他就知道你清楚这个问题了。所以我1985年就去了西德。

　　
1985年，张良生（右一）在马克-杰（MARK-J）组时与丁肇中（右二）合影

　　1992年底，我再次被外派到欧洲的核子研究中心工作了一年多，回来后一直在高能所工作到退休，学成以后算是给国家做出了贡献。

　　高能物理在现实中的应用很广，互联网就是其中一例，最早在欧洲核子研究中心，有一个组主要搞高能数据的传输，在此基础上逐渐发展起来了一个高能网络的概念，这个概念慢慢成了互联网。在李政道教授的建议和帮助下，我国通过高能所与国外建立起的互联网，也是为了传输高能的实验数据，有了这个基础，国家又投入了大力量发展互联网，再加上中国人口多、基数大、有规模效应，所以互联网在中国发展得就很快，在国际上还是很先进的。我们国家的高能物理现在来说在某些方面处于国际领先地位。

　　回想起来，参加恢复高考后的第一届研究生考试对我来说是改变命运的一次机会，对于好多学生来说也是“文革”中断考试十年后唯一的机会。十年“文革”，十年断层，人才培养在“文革”中荒废了，恢复高考让大家觉得有希望也有途径了，可以通过自己的努力获得成就感，在某个阶段里有自己的辉煌在里面，这是一件利国利民的好事，是国家走入正轨后的一个重大举措。

　　国家要站在世界之巅必须有世界级的领军人才，应试教育一切都为了应付考试，硬往里灌，死记硬背，扼杀学习积极性。我们应该鼓励大家刻苦努力钻研，有自己的见解，发挥自己的长处，有主动创造性，有强烈的求知欲和兴趣，不要成为考试机器，不能人云亦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