送外卖的硕士，没有陆步轩的学历红利了

　　文/沈彬

　　曾经被认为丢了母校脸的“北大卖猪肉”的陆步轩，如今意气风发，以商业成功人士的身份到了大学里做演讲。10月11日，他来到湖南农业大学大礼堂，给新生做演讲，除了谈猪肉谈农业大有可为之外，他还表示：研究生送外卖就是一种浪费。他说：我是不是带了个坏头，自我之后，经常爆出有研究生，甚至博士生从事和自己所学不相关的行业，比如跑滴滴、送外卖等，如果只是单纯地从事服务行业，这就是一种对人才的浪费。

　　短短的浪费论，牵连着身份的转换、时代的变迁，这里头其实嵌套了几层逻辑，就像减肥妹子和非洲的饥民都在说“肚子饿”，但谈的却不是一个问题。

　　陆步轩是作为“过来人”谈硕士做外卖背后的“高学历低配”现象。硕士做外卖真是自主择业，是“诗和远方”“蓝天白云”吗？外卖员、快递小哥是一份有前途的工作吗？不要把无奈说成自由，这不是在劝慰，这是居高临下的讽刺。

　　外卖员本质上是互联网高度发达之下基于算法的零工经济。整个庞大的互联网O2O产业当中，他们是最容易承受压力的，没有职业愿景，没有行业资源的积累。有高学历者愿意做这样的工作，本身是在经济变动环境之下不得已“求生”的手段，就是为了活着，只有活着才有明天。让有硕士学历的人做只需要小学文化水平就能完成的外卖工作，不是浪费是什么呢？这本身就说明了就业环境的严峻，不要美化这个问题。

　　其实，人与时代的关系真的很重要。畅销书《异类：不一样的成功启示录》专门探讨过个人的“命运”问题，比较了两代律师的经历。“穷律师”之所以穷，是因为他的创业期正赶上美国上世纪30年代的经济大萧条；而“富律师”之所以富，是因为他赶上了“二战”后的经济繁荣期。个人的成功，跟出生的日期无关，但出生、出道的时间点很重要，比如，你1994年下海办企业，2000年做海归；2005年参加选秀；2010年加入互联网企业。

　　相同的文凭，在不同的时代的含金量是不同的。陆步轩是1989年毕业，结果被分配到了老家，政府没有编制，所在的小国企遭遇国企倒闭潮，他不得不卖猪肉，他是无奈，没有“自主的创业”那么从容。在他被媒体关注的2003年，“北大”“大学生”还是舆论场里面的硬通货，整个社会不愿意接受一个北大毕业的人去卖猪肉，所以才给这个失败者更多的关注和帮助，甚至县政府都觉得有责任帮他解决编制，这是时代给予他的文凭红利。陆步轩也抓住了最后的机会，完成了一次逆袭。

　　他拿到了长安区档案馆的编制，有了铁饭碗。另一方面，北大的学历红利也给了他流量价值和传播的光环。2008年时，当时已经颇有名气的陆步轩和同为北大校友、猪肉大亨陈生结识、合作。这次他到大学演讲的身份是广东壹号食品股份有限公司副董事长，而这正是陈生的企业。陆步轩充分利用了自己的名气，来当“壹号土猪”的品牌顾问、“屠夫学校”的校长。两名北大校友，因为猪完成了默契的协作。

　　所以，实事求是地说，陆步轩的逆袭，是时代最后的恩赐，是学历红利的最后一抹绚烂的夕阳红。只是，学历的红利已经被吃完了，世界正在变得越来越陡峭，每个行业门槛都变得越来越高。

　　中国几百万外卖小哥中，硕士及以上学历大量存在，20年前，他们中的任何一个人都足以成为一篇让社会揪心的人才浪费的新闻的主角。而当下，这为数不少的硕士外卖小哥中，你甚至叫不出任何一个人的名字。“大人，时代变了”，哪怕是北大这样顶级名校的学历也不再突显道德优势，北大毕业生找不到一份好工作，整个社会都替你着急，现在没有的！

　　如果你是证券公司的老员工，你会发现刚进公司那阵身边的跑业务的中专生、大专生不知道消失到哪里去，证券营业部门槛已经悄然提升到硕士以上，身边美国常春藤盟校的研究生越来越多。

　　回头再看陆步轩所说的“人才浪费论”，可解读为两个层面。一者，对个体而言，这种学历和岗位的不匹配的确是浪费。二者，从宏观角度来说，随着中国高等教育的高速发展，必然会产生人才供需的不平衡，更多的高学历人才会找不到和自己学历相匹配的工作，不得不去从事那些低层级的岗位。高学历这种错配的确是一种浪费，但“浪费”也恰恰是市场经济之下的必然结果。文凭红利恰恰是因为人才短缺，人才不短缺，甚至是供大于求了，自然也就不会凸显出文凭的红利。

　　总之，文凭红利正在消失，社会的价值准星也在转移。只能说陆步轩赶上了最后一波时代红利，而当下忙着去送外卖的那些硕士，却可能没有属于他们的红利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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